长兴顾渚山由于优越的自然环境，和良好的土质条件，早在数千年前已孕育出人间稀世珍品——紫笋茶，后经过“茶圣”陆羽的推荐，被列为唐代贡品。

　　陆羽在顾渚山置茶园，撰《顾渚山记》二篇，并将在顾渚山考察有关内容补充于《茶经》。

　　由于代宗皇帝李豫对紫笋茶的“钟爱”，在顾渚山下建立了贡茶院。贡茶院最盛时役工三万，工匠千余，烘焙百余所，年贡额从五百串（斤），增至一万八千四百斤，连续作贡近一个世纪，历朝续贡达860多年。

　　每年皇帝诏命湖州剌史进山“修贡”，所以贡茶院壁有28位刺史刻石堂上。还有不少诗人、官员、墨客，像皎然、钱起、袁高、韦处厚、于頔、杜牧、李郢、白居易、刘禹锡、张籍、皮日休、陆龟蒙、郑谷等，写下60多首歌颂顾渚紫笋茶的诗篇；并在诗中最早提到茶道、茶宴、茶会、茶舞等茶事方面的名词；茶税也是从贞元开始征收。

　　从中唐始，顾渚山已经是皇帝的“御茶园”。宰相李吉甫撰《元和郡县图志》中载：“贞元以后，每岁以进奉顾山紫笋茶，役工三万，累月方毕。①”诠释了唐代贡茶的盛况。

　　至于紫笋茶在唐代贡茶中居于何等地位？从唐文宗时重臣韦处厚的诗句：“顾渚吴商绝，蒙山蜀信稀②”。说明当时紫笋茶已被“中枢”掌控，而曾被陆羽评为全国第一的“蒙顶茶”，已退居到皇宫里很少有人问起。所以，在唐代贡茶中，紫笋茶已处于“至尊”的地位。

　　一、紫笋茶品位之高、贡额之大、续贡时间之长，在唐代乃至中国贡茶史上雄踞首位。

　　据清人郑元庆《石柱记笺释》引唐人《膳夫经》的记载：“茶古不闻食之，晋宋以降，吴人采其叶，煮是为粥。至开元天宝年间，稍稍有茶，至德大历遂多，建中以后盛矣。茗丝盐铁，管榷存焉。③”

　　《膳夫经》是唐代记述茶事的权威性著作，这段话既对全国而言，也是针对顾渚山的贡茶盛况而言。这段记述，说明顾渚山区发现紫笋茶也不会早于晋宋；而紫笋茶初贡正是在至德大历年间，紫笋贡茶的全盛时期恰恰在建中以后。

　　紫笋茶的命名、特性，则在陆羽《茶经》中有记载。紫笋茶在中国贡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，这是由于茶圣陆羽的推荐、《茶经》的影响和代宗、德宗等皇帝及士大夫们对紫笋茶的推崇。

　　北宋叶臣清在《煮茶泉品》中写道：“吴楚山谷间，气清地灵，草木颖挺，多孕茶荈，为人采拾”。“吴楚”当然包括“吴中”的长兴，“山谷间”正是顾渚的“岕”。说在自然环境优越的江南山谷里，往往能培育出品质优良的茶叶来。

　　明代程用宾《茶录》曰：“茶无异种，视产处为优劣。生于幽野，或出烂石，不俟灌培，至时自茂，此是上种也。”程用宾认为，茶的品质，主要由茶树生长环境的优劣来决定；如果茶树生长在幽野的烂石间，就不用人工去灌培，到了季节，它自然会茂盛。这样的茶，才称得上是最好的。程用宾的说法与陆羽《茶经》：“上者生烂石”“野者上”“阳崖阴林，紫者上，绿者次，笋者上”是一致的。

　　顾渚山区的紫笋茶，80%以上都生长在海拔百米以上溪涧两侧的烂石间或砾壤中。在岕外人工栽培的平地茶园，所占的比例较小。一千多年来保存的野生古茶山，都以传统的方法管理：春茶采过后，待到深秋将茶树周围的灌木（只保留一小部分高大的，用来遮阳）、杂草清除，将其堆在茶树根部，用作肥料。

　　所以，古茶园的茶树是很不规则，也较稀朗。一年只采一次春茶，不施肥，不除虫，只修枝（将二米以上的老茶树截枝，来年萌生出粗壮的新枝），翌年采茶时用作野外烧饭的燃料。

　　紫笋茶因生长在烂石较多的溪涧两侧石隙里，这里潮湿、避光，且是腐殖质集中的地方。因此到了第二年春天，茶树新梢长势旺盛，茶头肥硕而带茸毛，节间较长。叶则以披针和椭圆型为主，叶型大小中等，颜色为深绿。

　　据原浙农大植物生理研究组测定：叶厚平均为274.4微米，叶片的栅栏组织为一层，平均厚度90.78微米，比山区一般茶树的叶片少1—2层，因而海绵组织厚，平均厚度为131.52微米。野生紫笋茶主要生化成分的含量：水浸出物41·2%，氨基酸3·77%，茶多酚26·14%，咖啡碱1·74%。另据浙农大植物生理研究所对紫笋茶与惠明茶作化学成份分析：紫笋茶具有独特的香味，主要氨基酸的含量较高。干物质达到1%以上，多酚类千重23·49%，氨基酸含量为1897·15毫克，儿茶素达116·27毫克，维生素C达223·70毫克，可溶糖的千重含量为7·88%。对比结果，除了儿茶素一项，其他指标均高于惠明茶。

　　紫笋茶除了内质特性优于其他茶，其生长特性也与众不同。陆羽《茶经》曰：“茶之笋者 ，生烂石沃土，长四五寸，若微蕨始抽，凌露采也。茶之牙者，发于丛薄之上，有三枝四枝五枝者，选其中颖拔者采焉。”

　　陆羽在这里虽然讲的是采茶，但实际上也介绍了紫笋茶的特性。只有生长在“烂石沃土”中的野生紫笋茶，才会出现“长四五寸，薇蕨始抽”芽头粗长、呈紫红色的奇观。出现这种现象，一般是在谷雨前后从老枝根部萌生的新枝嫩芽。另据《埤雅》：“茶性最寒，而顾渚茶独温和，饮之宜人，厥名紫笋。”这是指茶性之特异处，所以紫笋茶特别受到推崇。

　　据《唐剌史考全编》，常州剌史李栖筠任职的时间为永泰元年至大历三年（765-768）。于大历元年（766）邀请在湖州的陆羽到义兴（今宜兴）考察茶叶。另据宋嘉泰《吴兴志》唐义兴县《重修茶舍记》云：“义兴贡茶非旧也，前此故御史大夫李栖筠典是邦，僧有献佳茗者，会客尝之，野人陆羽以为芳香甘辣，冠于他境，可荐于上。栖筠从之，始进万两。此其滥觞也，厥后因之征献侵广，遂为任土之贡。④”

　　御史大夫李栖筠到常州任刺史（765年）并在义（宜）兴“修贡”，证实了陆羽到宜兴考察的时间是在大历元年（766）。《重修茶舍记》又证实：“僧有献佳茗者”之前，“阳羡茶”已在作贡，此“僧”正是顾渚山的一个和尚，献上顾渚产的“佳茗”，说明此时顾渚产的茶还无“紫笋”之名。

　　李御史请大家品尝，陆羽认为此茶“芳香甘辣，冠于他境，可荐于上”。说明此时的陆羽，在品茶问题上具于一定的权威性。栖筠同意后，紫笋茶与阳羡茶同贡，“始进万两”。从此以后，贡茶的范围扩大了，遂形成“任土之贡”的贯例。也正由于长城(长兴)紫笋茶与义兴阳羡茶同贡在先，才有大历五年（770）与义兴“分山析造、岁有客额”在后的记载。

　　据台北林正三教授《贡茶制度》：“唐代晋陵郡（常州）和吴兴郡（湖州）贡紫笋茶最为出名。常州茶在大历初年入贡，湖州茶在大历五年（770）以后入贡，都经过陆羽的品鉴和推荐。”并引北宋钱易的《南部新书》云：“唐制，湖州造茶最多，谓之顾渚贡焙，岁造一万八千四百八斤。焙在长城县西北。大历五年以后，始有进奉，至建中二年（781）袁高为郡，进三千六百串，并诗刻石在贡焙。”

　　在唐代，长兴、宜兴两县分别隶属于湖州、常州，其茶区的分界线为啄木岭和悬脚岭。白居易的《遥祝茶山夜想羡欢宴》诗可证：“盘下中分两州界，灯前合作一家春。”然而，在大历五年前，顾渚山贡茶产区还属于常州刺史管。

　　只是到了大历五年后，由皇帝的“诏命”，两县贡茶产区才有了明确的界线。《吴兴志》引用《旧编》云：“顾渚与宜兴接，唐代宗以其岁造数多，遂命长兴均贡，自大历五年，始分山析造，岁有客额，鬻有禁令，诸乡茶芽，置焙于顾渚，以剌史主之，观察使总之。⑤”“旧编”指宋淳熙（1174--1190）赵蕃《吴兴志旧编》，距唐末才二百年，资料较为可靠。引文将紫笋茶始贡时间、缘由、贡茶院建于何处、谁主持修贡？交待得很清楚。

　　紫笋茶的贡额，在明初长兴知县萧洵《顾渚采茶记》和历代州县地方志上都有详细记载：

　　唐代宗大历元年（766），顾渚紫笋经陆羽推荐，常州剌史李栖筠的同意，“遂为任土之贡”，始进万两（与阳羡茶同贡）。

　　大历五年（770），与宜兴分山析造，岁有客额，始贡五百串（一串相当于一市斤）。据郑元庆《石柱记笺释》载：“紫笋茶大历五年始于顾渚，置贡茶院。”不久加至二千串。

　　唐德宗李适建中二年（781），袁高刺郡，进三千六百串（斤）并诗（即《茶山诗》）。

　　贞元初（785），进紫笋茶万斤。

　　至会昌中（843）紫笋茶贡额为一万八千四百斤。

　　宋初，吴越归命，湖州始修贡，年岁贡紫笋茶一百斤，金沙泉一银瓶。银瓶用浪银打成，重五十六两，并锁钥。《夷门广牍：》开宝中（969-977），窦仪以新茶饮予，味极美，奁面标云：龙坡子茶。龙坡是顾渚之别境（今名龙头上）。

　　元代，贡紫笋茶三斤，续贡芽茶九十斤。

　　吴元年（指张士诚的年号）即元至正二十三年（1363），增贡新芽茶二斤，磨造末茶二千八百八十三斤，叶茶二万零二百八十二斤。丙午年（1366）又增芽茶八百十六斤，叶茶三千二百六十五斤八两。元末茶二千斤，续增芽茶九十斤。

　　洪武四年（1371），芽茶一万零六百十一斤，叶茶九万六千八百零八斤。洪武八年（1375），朱元璋革罢团茶，每年只贡蒸青芽茶二斤。至永乐三年（1404），顾渚山官茶地1.8亩，采茶童子14人，纳芽茶三十斤。

　　清顺治三年（1646）春，长兴知县刘天运因“山寇未靖”，茶地榛芜，呈报浙闽总督张存仁，紫笋贡茶遂“豁役免解”。但是，据长兴方志记载，县官为了讨好朝廷，仍按明制，每年贡三十斤紫笋茶。

　　紫笋茶在唐代续贡近一个世纪，自唐至明为800多年。

　　紫笋茶自唐大历作贡以来，在贡茶排列序位上一直名列前茅，不是第一就是第二。陆羽《茶经·八茶之出》：“山南以峡州上，淮南以光州上，浙西以湖州为上。”但在注释中：“湖州生长城（今长兴）顾渚山谷，与峡州、光州同。”说明紫笋茶还是排在全国第一位子上。郑元庆《石柱记笺释》引《读书后记》云：“陆羽与朱放论茶，以顾渚为第一。羽著〈茶经〉有云：紫者上，绿者次；笋者上，芽者次。⑥”

　　唐裴汶《茶述》：“今宇内土贡实众，而顾渚、蕲阳、蒙山为上，其次则寿阳、义兴、碧涧、澭湖、衡山，最下有鄱阳、浮梁。⑦”裴汶也是唐代有名的茶叶专家，与卢仝齐名。他在湖州当过刺史，并到顾渚山“修贡”，而且在五公潭留有石刻。对紫笋茶深为了解，将其名列第一，属于权威性的评价。

　　唐宋诸家品茶：浙西以湖州为上，常州次之；湖州出长兴顾渚山中，常州出义兴君山悬脚岭下。论茶以湖常为冠。御史大夫李栖筠典郡日，陆羽以为冠于他境，栖筠始进故事。湖州紫笋以清明日到，先荐宗庙，后分赐近臣。湖州研膏紫笋，烹之有绿脚垂，故韩公赋云：“云垂绿脚”。

　　唐李肇《国史补》：“风俗贵茶，其名益众。剑南有蒙顶石花或小方、散芽，号为第一。湖州有顾渚之紫笋、东川有神泉小团……皆品第之最著者也。”巴蜀（今四川）是中国茶之发祥地，早在公元前一千多年周武王伐纣时，已将茶作为纳贡珍品。所以这里“号为第一”，带有尊重历史地位的意味。但到了唐德宗时，则“蒙山蜀信稀”，蒙顶茶已很少进宫。所以，北宋沈括《梦溪笔谈》：“古人论茶，唯言阳羡、顾渚、天柱、蒙顶之类，都未言建溪。”把蒙顶排在第四，但顾渚紫笋始终名列一二。

　　由此可见，紫笋茶由于品质优异，加工精制，贡额数量大，续贡时间长，在全国名茶的排名中一直处于前茅。所以，它在贡茶中的“至尊地位”是不可动摇的。

　　二、紫笋茶由首家“皇家茶厂”——贡茶院加工，其规模之大，工艺之精、“修贡”组织之严密，在贡茶史上也是绝无仅有。

　　唐大历五年（770），根据皇帝的诏命，顾渚紫笋茶与宜兴贡茶（也称紫笋）分山析造，各自单独作贡，并在顾渚山麓建贡茶院。

　　据宋嘉泰《吴兴志》引淳熙《吴兴志旧编》云：“顾渚与宜兴接壤，唐代宗以其岁造数多，遂命长兴均贡。自大历五年，始分山析造，岁有客额，鬻有禁令，诸乡茶芽置焙于顾渚。以刺史主之，观察使总之。”

　　紫笋茶初贡于永泰元年（也有说永泰二年的），四年后与宜兴分山，单独作贡。“鬻有禁令，诸乡茶芽置焙于顾渚”，指从大历五年起，顾渚山区的茶园悉归国家所有，将茶芽（今称草枝）集中到贡茶院统一加工。

　　这一说法也可从唐代诗人韦处厚的《茶岭》诗得到了证实。诗曰：“顾渚吴商绝，蒙山蜀信稀。千丛因此始，含露紫英肥。”诗意说明了两点：一是自大历五年后，紫笋茶严禁茶商插手；二是从此全国都重视人工茶业生产。

　　韦处厚是皇帝身边的人，是德宗皇帝《实录》的执笔人，自然对全国贡茶情况了如指掌。紫笋茶作贡时称“土贡”，“由刺史主之，观察使总之”。唐大历三年至六年（768-771），时任浙西团练观察使、御史中丞、苏州剌史李栖筠，总领贡茶事宜，时湖州刺史裴清主持其事。

　　紫笋茶初贡时加工的是研膏紫笋。据嘉泰《吴兴志》：“紫笋茶始贡五百串”。从这个“串”字，也证实了当时加工的是蒸青饼茶。因为只有饼茶才有孔，才可以串起来。

　　据茶史资料和唐诗记述，紫笋茶的加工，基本上按照陆羽《茶经》进行。《茶经·茶之造》曰：“晴采之，蒸之、捣之、拍之、焙之、穿之、封之，茶之干矣。”

　　唐湖州刺史裴清在《金沙泉表》：“贡焙之所，居有灵泉，而特异用之，蒸捣别著，芳馨位至。”说贡茶傍有金沙泉，专门用来加工紫笋茶，用金沙泉蒸后、捣烂时，茶的芳香特别到位。北宋湖州长史左文质纂《吴兴统记》：“至贞元十七年（801）……以东廊三十间为贡茶院，两行置茶碓，又焙百余所，工匠千余，引顾渚泉亘其间，烹蒸涤濯皆用之，非此水不能制也。”

　　上述两段的记载是一致的，加工紫笋茶要经过七道工序：采、蒸、捣、拍、焙、穿、封，只是《吴兴统纪》里强调了金沙泉对加工紫笋茶的重要性，增加了一道“涤濯”，将采来的茶芽要在金沙泉水里漂洗过。从置茶碓、蒸捣、拍穿的加工流程看，唐代加工的都是研膏紫笋—饼茶。

　　其实陆羽在《茶经》中也提到：“饮有粗茶、散茶、末茶、饼茶者。”这饼茶，是从粗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高档精制茶。从湖州修贡刺史和到顾渚山考察文人的诗歌中也可得到证实：袁高《茶山诗》曰：“选纳无昼夜，捣声昏继晨。”李郢《贡焙歌》中：“喧阗竞纳不盈掬，一时一晌还成堆。蒸之馥之香胜梅，研膏架动声如雷。茶成拜表贡天子，万人争啖春山摧”。诗中表达了贡茶加工的程序，经过“选纳”、涤、蒸、捣（研膏）、焙等。

　　晚唐诗人陆龟蒙和皮日休在顾渚山的唱和诗，更详细地反映紫笋贡茶加工的细节。如皮日休《茶舍》诗曰：“棚上吸红泉，焙前蒸紫蕨。乃翁研茗后，中妇拍茶歇。”陆龟蒙在和诗中曰：“盈锅玉泉沸，满甑云芽熟。”“左右捣凝膏，朝昏布烟缕。方圆随样拍，次第依层取。”诗意反映：茶农加工紫笋茶是日夜进行的，男捣女拍，拍茶是有模子的，蒸茶是用金沙泉水。而且，从皮、陆唱和诗《茶舍》《茶灶》中提供的信息，晚唐时贡茶的加工已发展到在茶农家里进行的。

　　宋朝贡茶的重点南移至福建建州，但宋初紫笋茶仍在作贡，加工的是团饼茶。元代因民族习惯不同，加工的是末茶，且将贡茶院从顾渚迁到了水口清晖轩，并改名为磨茶院。明朝朱元璋提倡俭约，“革罢”团饼茶，废除捣、拍等加工工艺，改为蒸青，贡的是蒸青芽茶。清朝初期，紫笋贡茶虽被“蠲免”，但长兴县令为讨好清廷，仍承袭明制，以蒸青紫笋茶作贡。

　　紫笋贡茶在唐代统称为“土贡”，亦即官贡；贡茶的递送，全由州、县官吏操办。汉唐时期，每三十里置驿一所，设驿长，备车、马、船，并由当役驿夫传递。唐自德宗皇帝始，每年清明所需紫笋茶、金沙泉，就靠驿站急程递进来完成。

　　杜牧在《茶山诗》中写到：“泉嫩黄金涌，芽香紫璧截。拜章期沃日，轻骑疾奔雷。”杜牧的幕僚李郢《贡焙歌》云：“驿骑鞭声砉流电，半夜驱夫谁复见。十日王程路四千，到时须及清明宴。”上述诗句，都是描述紫笋茶、金沙泉，从顾渚山贡茶院加工好后，由“修贡”刺史向皇帝写就“报章”文书，然后交驿骑“急程”递送京城长安。

　　明末长兴主薄《洞山岕茶系》的作者周高起，引用许有谷的诗句：“陆羽名荒旧茶舍，都叫阳羡置邮忙。”说明在唐时，哪里有贡茶院（茶舍），哪里就有驿站。正如宋嘉泰《吴兴志》所记，把湖、常两州刺史相会的境会亭，置在第九卷“邮驿、亭、铺”中。这说明啄木岭上的境会亭，不是一般的凉亭，而是递送紫笋贡茶的始发驿站、也是茶叶官贡（土贡）的标志。据清《长兴县志》载：唐贞元五年（789），紫笋茶递送分为五等：第一陆递（由驿骑急递），限以清明到京；其余四等以水路进，限以四月到京。

　　唐代紫笋茶作贡时的组织工作是非常严密的，“修贡”官员的规格是也很高的。

　　在《吴兴志旧编》中载：“大历五年（770）始分山析造，岁有客额，鬻有禁令，诸乡茶芽，置焙于顾渚，以刺史主之，观察使总之。”就是说，从贡茶的第一年起，规定在顾渚禁止茶叶买卖，附近各乡的茶芽，一律集中到顾渚贡茶院加工。这项工作由贡茶所在地的刺史主持，江南观察使总负责。

　　所以，袁高在题名石刻中：“奉诏修贡”；杜牧在《茶山诗》中写到：“好是全家到，兼为奉诏来”。皇帝还规定：“刺史常以立春后四十五日入山，暨谷雨还。”故在80多年中，贡茶院壁上有28名刺史的题名石刻。

　　可见，紫笋茶作贡，是皇帝利用公权力的政府行为，故能推动茶产业的迅猛发展，和“比屋之饮”在全国的普及。像这样高规格的贡茶，之前之后都没有出现过。

　　据清顺治《长兴县志》：“明永乐二年（1404），顾渚紫笋茶加增三十斤，岁荐南京，焚于奉先殿。”“每岁清明前三日，县官亲诣顾渚山采造，送至大雄寺，拣去杂梗，差吏房司吏一名，限于谷雨日到南京。后只送本省布政司，自送至京。”“万历间知县熊明遇，特筑荐春台于子山（今台基山）、金莲塔（今酒厂对岸）□挡北溪水次。凡入山采茶讫，令先归，俟山人焙造赍出，令（指县令）亲至台恭接，然后送至大雄寺（今长春花苑址）。拣选讫，呈县拜送有司。⑧”说明在明万历年间，紫笋茶仍在作贡。

　　三、紫笋茶在顾渚山作贡时，其文化（包括人文和自然）积淀，数量之多、保存之完整，在全国当属首屈一指。

　　顾渚山至今保存完好的三组九处唐宋摩崖石刻，而且多数是湖州刺史在此修贡时留下的题名石刻，内容都涉及茶事。其中只有悬臼岕的两处，为南宋湖州知府汪藻等名人，来访古时留下的题名石刻。

　　顾渚山不但保存有全国少有、浙江唯一的唐代茶文化（人文）遗存，而且还有四五处、面积约500多亩唐代遗留下来的紫笋古茶山，可以说顾渚山保存的这些紫笋茶,是古茶山中的“活化石”，也是稀有的自然遗产。

　　唐宋摩崖石刻和唐代紫笋古茶山的存在，这证明了顾渚山是唐代中期茶产业、茶文化兴盛和紫笋茶地位之高的一个重要证据，也是唐代茶文化积淀深厚的实物标志。

　　从唐大历五年(770)顾渚山的紫笋茶、金沙泉作贡后，皇帝诏命湖、常两州刺史亲赴茶区“修贡”，逗留时间有一个月。

　　据史料记载，在长达八十多年贡茶期间，先后在贡茶院壁上留有二十八名刺史的题名。其中不少还是德高望重的官吏和名诗人，像袁高、颜真卿、裴汶、张文规、杨汉公、杜牧等，还带来了一批诗人墨客：皎然、陆羽、刘禹锡、张籍、李郢、皮日休、陆龟蒙等。他们不但在顾渚山留下不少讴歌茶事的诗篇，还留下了与诗文相配的摩崖石刻。

　　西顾山（即今白洋山或称银山）摩崖石刻位于水口乡金山外冈自然村、葛岭坞岕口，在金沙溪西侧小山的阳面，海拔20多米。石刻断面约9平方米，题名剌史为袁高、于頔、杜牧，呈三角形；袁高题字在上方，字最大，十分醒目。于、杜题在下方，杜牧字形为最小。

　　袁高的题字 ： “大唐州刺史臣袁高，奉诏修贡讫，至□山最高堂，赋茶山诗。兴元甲子岁三春十日。”字为八分隶书，11行，行3字，字径达二寸许。其中茶字，用古体“荼”。兴元年为唐德宗李适的年号，是年为公元784年，袁高在湖州已任三年剌史，目睹“急程茶”为扰民之举，写一首《茶山诗》并三千六百串紫笋茶，一并呈送德宗皇帝，以揭露贡茶中的弊端。

　　于頔的题字：“使持节湖州诸军事刺史臣于頔，遵奉诏命诣顾渚茶院，修贡毕，登西顾山最高堂，汲岩泉□□茶□□,观前剌史袁公留题,刻茶山诗于石。大唐贞元八年，岁在壬申春三月□□”。为正书，凡15行，行5字，字小于袁高的字。

　　于頔于贞元八年（792），自苏州刺史、驾部郎中，出为湖州剌史。在任治长兴西湖，溉田三千顷；治吴兴荻塘，并在长兴啄木岭建境会亭。为贡茶事，贻书毗陵太守，请缓旬日，俾遂滋长。题字中的“西顾山最高堂”，笔者疑为海拨300多米的啄木岭境会亭，与常州剌史相会。因为亭是他所建。杜牧的题字： “□□大中五年剌史樊川杜牧，奉贡讫，□□春……”。为正书，字略小于于頔。杜牧于大中四年（850）十一月，自吏部员外郎，乞为湖州刺史，翌年春三月携全家到顾渚山修贡。作《茶山